最近读了著名语言学家、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邢福义先生的《寄父家书》。邢先生在“家书”中所表达的对学术的追求、尊重和敬畏，对家国的热爱和忧愁，令人崇敬。其中，邢先生多次向父亲汇报做“助教”的感想，笔者更是深有感触。
邢先生1935年出生于海南，1954年秋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两年制中文专修科，1956年夏毕业，因成绩优秀留校做汉语教研室助教。邢先生与其父通信中多次谈及自己对助教工作的认识。我认为这些内容对当前大学的助教制度是有一定启示和警示意义的。现摘录书信几个段落如下：
父亲：……孩子名义上虽然是助教，但实际上，今后两年之内，并不是“教”，而是“学”，系统地细致地“学”，在“学”到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，才能开始“教”。
——1956年9月16日
……到现在为止，儿一共写成了《动词作定语一定要带“的”字》《动词作状语试探》《关于“一样”“似的”的词性问题》《把“词类”和“字类”区分开是必要的》等文章。 ——1957年1月25日
……此学期儿已正式担负了“助教”的工作。工作的内容是这样的：每周上两节“实习课”，每二周做一次答疑。……工作的时候，碰到了不小的困难，最主要的是学生们的轻视，不容易建立起作为一个教师的威信。起初儿也不能冷静地处理这一问题。……现在，经过上了几次课和做了两次答疑，学生们逐渐改变了对儿的态度，那就是说，儿的威信开始建立起来了，第一个难点度过了。
——1957年3月23日
……自上月二十九日到最近，又正式在本系给二年级的同学讲课。我们现在是采取集中讲授的办法，即在一定时间内专门讲授一门课，天天讲。在高等学校里，助教第一次给本系学生上课叫作“开课”，“开课”是当助教的人的一件大事，一般要当四五年助教才能“开课”。由于有党的领导和关怀，由于自己下了一些苦功，由于有了以前几个月的在外系或外校讲课的锻炼，虽然是第一次在本系讲课，但效果良好。 ——1959年6月9日
从邢先生写给父亲的这些信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20世纪50年代大学里“助教”的基本情况，其目标、任务、要求，甚至考核制度都非常清楚：其一，助教还是“学”，系统细致地学，学专业，学外语；其二，助教主要任务是上实习课和答疑，上实习课就是与学生一道听课，答疑就是陪主讲教师或单独为学生答疑；其三，助教也要进行科研，要求有文章发表；其四，助教需要“助”四五年以后才可以“开课”，就是说，当助教有四到五年的经历后，才可以上讲台讲课，但仍是“助”讲，这离晋升“讲师”做“主讲教师”还有一定的距离。
这个制度，从恢复高考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实施。笔者1981年考入邢先生从教的华中师范学院（现华中师范大学）中文系就读，我清楚记得，那时助教制度执行得很好，效果也非常明显。当年，我们1981年级的“当代文学”课，主讲教师是黄济华，助教是程文超。黄济华老师上课时，程文超也与我们一同上实习课，一样认真听课，一样做笔记，课后留下来答疑。“文学概论”课主讲教师是曾祖荫，助教是孙振华。同样的，曾老师上课时，孙振华也与我们一道听课。“古代文学”（唐宋部分）主讲教师是唐玲玲，助教是马承武。马老师那时刚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不久，他此前已在中学任教多年，但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他不当“助教”的理由，他也与我们一同听课、答疑，时间不少于一学年。
我还记得程文超、孙振华、马承武三位老师当年“开课”的情景。他们“开课”时，中文系系主任陈安湖教授等多位领导、教研室同仁、前辈老师大都分别听了课，课后领导、老师们还同我们交流了意见。正如邢先生在与父书信中所说，“开课”是“助教”的一件大事，它关系到往后你是不是可以正式上讲台，必须认真准备认真对待。程文超、孙振华、马承武老师，后来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成绩，都成了名教授，我认为这与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实打实地做了多年助教有关。
不知从何时起，高校“助教”没有了，即使有，也是名存实亡。比如，现在很多大学教师职称晋升规定：本科毕业工作五年、硕士毕业两三年、博士毕业后，就可以参评讲师。这样规定，明显将学位、学历过程等同了“助教”过程，更谈不上还有“开课”环节。目前重点大学形式上多多少少还在强调“助教”过程，还有些许相关制度，可快速发展起来的民办高校，因为师资奇缺，哪里顾得上“助教”过程，往往是研究生一毕业，甚至本科生一毕业就直接上了讲台，如果自己专业思想、专业知识都还没有搞清楚，就什么课都敢上，真不知道上这课怎么讲，过去的好传统说丢就丢了，这样子，本科教学质量很难上去。
当然，也有人认为，现在重点大学规模大了，学生多了，师资跟不上，实施研究生助教制度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所谓研究生助教制度，即是让研究生跟导师见习，参与导师科研，为本科生答疑。他们认为，这既可缓解教师不足的问题，也可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。但笔者认为，这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一个手段无疑是有意义的，但不能因此作为削弱甚至是取代初入大学教师职业之门者的“助教”过程。这是由大学这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和大学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决定的。
大学肩负有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理论创新、文化传承等功能，而这些功能恰恰需要学科、学术和教学的“代际”关系来实现。简单地说，它需要师傅带徒弟，徒弟再带徒弟，如此循环，将相关学术思想、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方法一代一代传承、创新和发展起来。这样，才可能有更好的学脉学派的诞生和延续，才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和优秀的成果。这样的例子，古今中外比比皆是，如中国哲学的“宋明理学”、语言学的“章黄学派”就是由这样的师承关系发展起来的光辉思想和伟大成就。它如同艺术创作上风格流派的形成，与传统制造业师徒相承道理是一样的。再者，教学也是一门艺术，这门艺术除了自己的悟性外，同样需要师傅的指点，同样需要几年时间的磨砺。一堂课的时间里，要把计划好的知识和思想传授给学生，让学生在享受中接受，真得下几年苦功夫不可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大多数“名师”是“助教”阶段“逼”出来的。
也许有人会说，现在大学教师起点高，基本上是博士，可以不要“助教”过程。但实际上，“博士”过程是不可替代真正意义上的“助教”过程的。正如邢先生在家信中所讲，助教必须要四五年的见习、答疑、开课过程，而博士培养可能有学术科研方面的要求，但缺少系统的教学要求和训练。
有人说，以后“人工智能”还会端掉教师的饭碗，教授都不存在了，还要什么“助教”？笔者认为，机器再怎么先进智能，它永远不可能代替人，人的情感、人的思想、人与人的交流，是人所独有的，教师作为独特的育人的职业，是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够胜任的。
笔者诚心希望：中国大学能够继续坚持和发展“助教”制度。
（作者：华中师范大学教授）